应用场景

在2011年7月的债市暴跌中，出现过不少委托机构没有资金买回代持的债券，而代持方在市场上也无法卖掉债券的极端情况。

经济增长阶段的转换，表面上是增长速度的调整，实质上则是经济结构、增长动力和发展方式的转变，是原有增长动力、竞争优势逐渐削弱，新增长动力和竞争优势逐渐形成的过程，也是原有平衡、预期被打破，需要重新寻找并建立新平衡的过程。综合判断，2013年世界经济仍处在深度调整期，国内需求面临一定下行风险，物价上涨压力有所上升，全年经济增长与2012年大体持平。

五是以推动增长动力转换为重点，深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因此，需要确立稳增长、稳效益、防风险的宏观调控基本思路。但2012年以来全球贸易明显偏离了历史趋势，中国进、出口增长也明显下降，难以达到年初确定的预期目标。同时也应看到，发达国家实施再制造业化战略，以互联网、新能源为代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正在兴起，全球产业结构调整出现新动向。进入专题： 中国经济 。

2013年中国总需求增长仍面临一定下行压力2013年，世界经济仍处在国际金融危机后的调整期，结构改革不到位和需求增长乏力等问题难以根本改观，金融危机的影响呈现长期化趋势。三是以促进房地产可持续发展为重点，进一步完善房地产调控政策。实际上，决定一个人拿多少养老金是这个国家在他退休时创造多少社会财富和财富怎么分配这两个条件。

奥朗德当选总统后，就抛弃了过去的紧缩政策，将一部分社会群体的退休年龄从62岁又退回到了60岁，这不一定是他当选的全部原因，但也很重要。之所以亏空，是改革的时候，有部分职工过去没缴过费，但享受了养老金，这不是他们的问题，是国家政策的问题。但事实是，欧盟并没有因为实行紧缩政策而让经济好转，所以法国已经改主意，要搞经济开放政策。但是，如果现在搞紧缩，其实是在唱衰自己，因为大家马上就会不敢消费。

从大的方面来讲，一个国家的社会保障是社会分配的一部分，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好，这肯定无所谓。《21世纪》：但有观点认为中国已经存在这样的危险，应该要采取类似政策。

但如果出现经济衰退，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现在的实际情况是：一般的工人到50岁以上企业就不再愿意续约，如果推迟退休，他们不但要推迟五年拿养老金，还要多交五年保险费。社会保障有个鲜明的特点，就是刚性原则，也就是说社会保障的标准只能往上提，不能往下降，当然在中国这似乎是隐性的。首先，现在的基金收缴加上财政补贴，应该还是运行顺利的。

中国的养老保障制度应该继续深化改革，但必须从长计议。国际延退另有原因《21世纪》：国际上推迟养老的做法又跟我们有什么不同？唐钧：在上个世纪90年代，很多国家采取延退政策，但当年不是为了节省养老金。那些只有几百万、几千万人的国家，由于人口老龄化严重，劳动力不够，所以希望本国的老人多干几年，就像现在瑞典就在策划推迟到70岁退休，但是他们的养老金从总额看，一分都不会少拿，甚至晚退休还会拿得更多。我主张政府把养老金投资国有企业，说起来国有企业人人有份，但事实并非如此，利益都被少部分人获取，现在应该国有企业出血，国家可以规定回报率起码高于CPI。

如果延退，影响的是中国70%左右的劳动者，至少有3亿人，他们对政府的信任度会大降，尤其是现在政府的诚信已经堪忧。来源：凤凰财经 进入专题： 延迟退休 。

《21世纪》：如果要让各方满意，现在应该怎么做呢？唐钧：我们现在把政策视野局限在保险模式上，所以就老想多收少发，这个思路不能解决问题，而且可能会严重影响广大职工的生活。同时，中国的劳动者事实上拿的养老金并不多，企业职工也就一千多一个月。

现在的情况是，中央拨款的都有节余，中央不给钱的除了广东都亏空。尽管反对者众，但这一次人社部似乎打定主意，表示将在今年下半年启动相关调研工作。广东是因为吃了农民工的，他从1996年开始农民工都缴费，但农民工的社保转移一直没有解决，所以农民工最多只能拿走自己交的钱，企业交的钱就留给政府，所以广东的养老金是全国最多的，曾经一度占全国的近1/6，现在没有这么多，但还是全国首位。但这几年，由于欧债危机，有些特殊情况欧盟提出紧缩政策，其中包括推迟退休年龄，在这种经济环境下，有主权债务危机的国家如果不进行紧缩，欧盟就不救助，各国不得不紧缩。或财政拨款，或投资国企《21世纪》：那辽宁从2001年开始做实养老金的个人帐户，结果并不理想，这种做法您怎么评价？唐钧：幸亏没有做实，我们原来是试图这么做，但后来发现效果不好，无法保值，投入越多，亏损越多。他从20岁交养老金开始到60岁拿，在这个期间没有一个国家的养老金制度是不变的。

换句话说，社会保险是国家制度，是国家、企业、个人三方的事情，现在的养老金安排其实是符合社会保障理论原则的。其次，现在银行利率是难以跑赢CPI的，各地并没有这个能力在做实后让它保值，所以存的钱越多亏得越大，如果把空账1.7万亿元都补齐，那问题就更严重了。

改革前，他们只拿了生活费，其他的钱都让国家拿去搞建设了。在西方国家，因为要选举，如果往下降肯定选不上

若按此标准计算，我国部分城市的房价收入比远超过8，而房屋租售比已在500以上。产能过剩的行业唯有寻求外部市场方能化解过剩产能。

这是因为，负债扩张和收缩与投资同向变化。2003年至2012年，我国热点城市房价上涨十倍以上，而同期全国名义GDP增长不到五倍，这还没有剔除30%以上的物价涨幅因素影响。截至2008年末，我国粗钢产能达到6.6亿吨，而国内需求不到5亿吨。据媒体报道，2013年3月全社会用电量同比接近零增长，火车货运量同比下降2.2%，显示克强指数偏冷，一季度宏观经济开局要弱于预期。

去过剩产能则涉及企业转型和升级，但实物机器设备对应着金融债权，所以转型也往往意味着金融机构金融债权的落空。去房地产泡沫、去经济杠杆和去过剩产能，已经制约了当前宏观经济回升的力度。

截至去年末，全国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达62.99万亿元，是2003年末的3.96倍。我国钢铁生产能力已大于市场需求1.2亿吨，但还有在建能力7000万吨。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产品面向全球供应，带动了社会投资高速增长。房价高位运行，使得政府决策受到很多掣肘。

资产质量及债务偿还方式则反映债务风险。在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经济需要在去泡沫、去杠杆和去产能的过程中寻找平衡，这正是当前中国经济面对的三大难题，而这会大大制约未来经济的增长空间，影响宏观经济回升力度。相当部分企业盈利主要还是依靠出口退税，而不是本身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当外部需求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急剧下降时，国内产能过剩问题就格外突出了。

虽然债务风险总体不高，但部分地区政府融资平台贷款风险较大，债务偿还期较为集中，债务形成及偿还可持续性较差。若房地产调控力度过大，房价崩盘，导致贷款抵押率下降，危及宏观金融稳定性。

国际上通常用房价收入比和租售比来衡量房价合理性程度。虽然我国全社会杠杆率总体水平并不高，但在过去十年多时间里，经济杠杆率大约上升近40个百分点，且主要集中在2008年至2010年这段时间。

而去经济杠杆率，必然要涉及企业债务偿还问题，容易引发连锁风险事件。当前我国社会投资主要还是依靠政府投资拉动，其主要资金来源仍是土地出让收入。